作家陈启文如何报告，怎样文学

发布时间：2026-10-17 15:02 来源：今日采访

早在9月初，周鹏程会长就向我发出了邀请，但我一直拖到现在才赴重庆之约，不过我也说过，重庆我是一定会来的。从上世纪90年代第一次赴重庆，印象中，这已是我第五次来重庆了。重庆刚刚直辖时，我还来重庆看过楼盘，打算在这里买房定居，差点就成了重庆市民，后因广东方面招揽，我才选择了广东。这次来重庆，我是怀着致敬的心情而来，重庆是一座充满独特性、复杂性、超越性的西南重镇，也是一座特别值得深挖的报告文学富矿。在我有限的视野里，重庆拥有多个标志性作家和里程碑式的报告文学作品，如老前辈罗广斌、杨益言的《在烈火中得到永生》，黄济人先生的《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命运的迁徙》等，都是这一文体的经典之作。自此之后，重庆报告文学再接再厉，精品迭出，如许大立的《美丽的飞翔》《烈日下爱在生长》，李燕燕的《无声之辩》《“隐形”的孩子》《师范生》，周鹏程的《藏地心迹》，张鉴的《信仰照亮生命》等等，这些作家，这些作品，其影响力已走出重庆，进入全国文学视野，在全国报告文学方阵中，重庆报告文学创作队伍是一支既能扎根巴渝大地、书写普通人命运，又能承载宏大时代命题的西南劲旅。在此，我要向各位尊敬的同道致敬。
这里，我也要感谢重庆市报告文学学会的盛情邀请，给我和各位同道提供了一次交流的机会。周鹏程会长给我发来了一个命题——如何报告？怎样文学？这是两个不能直面的问题。接下来，我将结合我——一个人的报告文学创作感受，谈谈本人的一己之见。这两个问题都没有标准答案，个人意见仅供参考，希望大家一起来探讨和批评。
如何报告？若要回答如何报告，先要理解何为报告。报告，是报告文学的题中之义，却又似乎没有确凿的定义，这也让报告文学、纪实文学、非虚构等概念产生了莫衷一是的混淆，这里有必要做一点澄清。从源流看，纪实文学又称纪传体文学，中国古已有之，源远流长，如《左传》《史记》等，一切以真实性为本的又含有文学性的文体皆可纳入其中。报告文学和非虚构都是从域外引进的名称。大而言之，“非虚构写作”不是文体，而是一个笼统的文类，相当于纪实，这三者，只有报告文学是纪实类或非虚构类中的一种独立的文学类文体。任何文体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当年，茅盾先生对“报告文学”的命名，不只是为这一文体确立了正式的中文名称，其核心意义是从理论上明确了这一文体具有“报告”和“文学”的双重本质，其定义是精确的，边界是清晰的。这一命名经过血与火的淬炼和长时间的检验，已成为一个经典的、充满持久生命力的文体名称。相比之下，无论是“纪实文学”，还是“非虚构写作”，只能说是笼统的文类，迄今，我还没有发现有别的文体可以取代报告文学，这是一种无可替代的文体。茅盾先生还大致指出，报告文学主要有三个不可或缺的属性——真实性、时代性和文学性，当这三个属性集于同一文体，报告文学便拥有了无可替代的价值。至于如何报告，说穿了，一是如何保证报告的真实性，二是如何而且必须及时回应时代关切，二者缺一不可。
从真实性看，报告文学是绝对不能虚构的文体。这一文体无可替代的价值，第一个就在于其真实性，这是报告文学以及所有非虚构类文体成立的根本，当你给自己的作品贴上“报告文学”或“非虚构”的标签，就同读者签订了一份契约：“我的作品是真实的。”这是报告文学不可逾越的边界和底线，它无法创造，难以想象，只能秉笔直书。
然而近年来，这种客观真实正在遭遇来自所谓“非虚构”的挑战，有人试图以所谓“本质真实”取代客观真实，在其“非虚构”作品中连地名、人名都是虚构的，人物塑造和故事情节也是移花接木式的小说家言，但他们都声称自己的作品具有本质的真实性。报告文学当然要追求本质真实，但本质真实并非非虚构文体的独特性，而是所有文学作品的共性，如果连保证真实性的基本要素都是杜撰的，就从根本上违背了这一文体成立的根本，那不是非虚构，而是真虚构，若以此而排斥恪守真实性的报告文学，那就不只是以劣币驱逐良人民币，而是以假币驱逐真币。换言之，如果以虚构的方式去写“非虚构”或报告文学，这一文类和文体就可以被虚构直接取代了。
一个真正的报告文学写作者，首先必须追寻客观事实的真相。这么多年来，为了采写《命脉——中国水利调查》《大河上下——黄河的命运》《中华水塔》和《可可西里》，我六上青藏高原，三进可可西里。从我个人的采写实践看，报告文学是最挑战难度的写作。你要揭示江河源头和可可西里的真相，就必须进入高寒缺氧的生命禁区。当我登上青藏高原雪山冰川，高寒缺氧，头疼欲裂，狂风乍起，一场大雪铺天盖地般席卷而来，瞬间把我打入冰雪世界，我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挺过来的。这不是一般的写作难度，这是用生命在冒险。
又譬如采写《穿越人间的象群》，最近我在网媒上看见一篇文章发问：“一个不了解大象的湖南人，如何写出震动文坛的生态巨著？”——这话问得有些夸张，其实这个问题我在本书第一章开头就有交代，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那正是我从肉身到灵魂都渴望出走的年岁，我利用一个暑假奔赴西双版纳，就是想看看传说中的野生亚洲象，这是一个明确的目的，却是一个盲目的结果，我在热带雨林周边没头没脑转悠了一个多月，仿佛一直在世界的外部打转，连野象的影子也没有看见。而这次追踪云南野生亚洲象的迁徙之旅，我不是带着一个明确的目的而来，而是带着满头雾水而来，从一开始就不是出于好奇，而是想要探究大象究竟怎么了？大象是大自然的象征，也是生态的象征，作为一个深耕生态题材的写作者，大象这次莫名其妙的离家出走，给我提供一个深入探究生态问题的契机，我当然不会放过这样一个特别难得的机会。
当我带着满脑子疑问奔赴云贵高原，踏上一条在自然和人间迂回迁移的象道，才知道这次追寻有多么艰险。但凡大象走过的地方，既是一条绵延不绝的生态走廊，又是云深雾渺的天险绝壁。古人尝问“何人为我追寻得”，唯一的方式只有“千山万水相追寻”。为了尽可能抵达每一个现场，云南方面先后换了两位经验丰富的司机和三位陪同采访的编辑，当时，我们已进入“一山分四季，十里不同天”的横断山脉南段，又正值山洪频发的雨季，每天早上出发都面临着难以预测的风险，一旦进入人迹罕至的森林，随时都会遭遇山体滑坡，从山上滚落而下的巨石和倒下来的大树，时不时就会阻挡我们的追踪之路，每次进山几乎都要在迂回穿行中走夜路。每晚回到住处，我们都是裹着被大雨淋湿的夜幕和一身泥泞，如同从原始森林里钻出来的野人一般。最终，象群走过的每一片森林、每一条山谷与河谷、每一个城镇和村寨，我都走到了。借用彝族老乡的话说：“路有多远，只有脚知道。”在书中，我多次描述过跋山涉水的情景，象群走过的路，无处不是天险绝壁，那个艰险的过程我已在书中已有抵达现场的描述。那艰难爬升的过程给我带来了属于生命的深刻体验，也让我感受到了深呼吸和心跳的感觉。这种爬升的过程也确立了我写作的姿态，既要一路仰望，也要埋头前行。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丁晓原点出了这种创作态度的精髓：“用大象精神写大象，这是报告文学必须具有的大象精神。”只有走过了，走到了，像大象一样用脚步体验大地，才能一点一点地接近真相，你才会设身处地描述追象人的艰险经历，如朱子所云，“体谓设以身处其地而察其心也”。
追寻真相，除了深入扎实的采访，还需要在追问中反复求证，这是一个辨伪求真的过程。有人问我现在报告文学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问题。一个报告文学写作者，在追寻真相的过程从来不是从确定性出发，而是从不确定性和各种可能性出发，带着问题意识反复追问，这贯穿了我追踪采访和写作的整个过程。为什么要追问？“我知道我无知”——这是苏格拉底的箴言。对于同一个事件，我至少要交叉采访三个人以上，越是传得神乎其神的东西，我越是要抵达现在仔细求证，决不人云亦云。我在采访时，很多人都给我讲过同一个故事：一头小公象闯进了一家酒坊，吃了两百斤酒糟，在酩酊大醉后睡过头了，掉队了。如果是一个人讲，那是不足为凭的孤证。如果几个人讲，按说就可以相信了，我还是没有轻信，而是反复求证。我请教大象专家，通过对小公象的年龄、体重、食量逐一进行分析，基本上排除了这种可能。但我还不放心，又到象群闯入的酒坊进行采访，除了见证人的讲述，我还通过的当时的视频反复比对，进去的是十四头野象，出来的也是十四头野象，那一头掉队的小公象压根就没有进入酒坊，在此之前就掉队了。一个无数人都信以为真的“真相”最终变成了假象。这就是真正的报告文学。像这样反复求证的细节，在我的报告文学中还有很多，对每一个情节，每一个细节，我都要做大量的考证，最终才能做出一个基本判断，尽可能还原事实真相。
我觉得，这种反复求证、像追求真理一样追寻真相的精神，从你迈出第一步开始就体现了报告文学的魅力、价值和意义，这是你作为创作主体的不可替代的价值，也是报告文学不可替代的核心根基之一，为报告文学的真实性筑起了坚实的底座。，如中国作协报告文学委员会委员张陵先生所说，这些真相，这些细节，“是报告文学恢复出来的、照片拍不到的东西”，正是无数个这样生动、真实、超越新闻镜头的细节，汇聚成了这部作品的血肉。”假如你只是从采访对象那里拿一摞资料、照片或新闻通稿回来，读者一看你就在世界的外部打转。
一个报告文学写作者，每采写一个题材，就要成为这一题材领域的专家。如我采写《共和国粮食报告》《中国饭碗》，就要成为粮食领域的专家，采写《袁隆平的世界》《袁隆平全传》，就要成为杂交水稻方面的专家，在采写《穿越人间的象群》时，我沿着象群足迹跑了云南十余个县市，访谈上百人，又被媒体称为“作家中最懂大象的人”，这种跨界进入动物学、植物学、生态学的写作，对一个报告文学写作者确实是巨大的挑战，但只有建立起一套属于自己的“专业坐标系”，你才能做到既“写得像”又“写得深”。
追求客观真实，还只是追寻真相的第一步，这保证了报告文学的客观真实，但若只有客观的真实，那又可以直接被新闻报道、调查报告所取代。这一文体无可替代的另一原因，还在于它能穿透表象追寻本质的真实。这就是我一直强调的“像追求真理一样追求真相”——追寻客观真实和本质真实的双重真相，并敢于揭示真相。
报告文学是当下现实最近的文学类文体，也是离心灵最近的文体，一个报告文学写作者往往是带着某种使命出发，这样的使命必须有作者的生命体验和真诚的精神参与，只有将生活素材转化为创作的精神资源才能达到本质的真实，只有属于生命最深刻的体验才能实现。作为报告文学写作者，你第一个就是‌说真话‌，必须真诚地向读者报告，必须对自己写下的每一个字负责，这是一个报告文学作家的立场与精神担当。如果你对于真相不敢直面，面对假象不敢揭示，只一味去顺从他者的言说，这种人云亦云、千篇一律、没有独立立场和见解的“报告”，又怎能不被社会冷落和读者抛弃呢？那不是社会冷落了你，而是你对社会漠不关心；不是读者抛弃了你，而是你先抛弃了读者，抛弃了自己的灵魂。
报告文学除了向读者真诚报告你所发现和揭示的真相，还必须及时回应时代关切，这是“报告”的又一重要使命——时代性。别的纪实类文体可以没有时代性，但报告文学必须有鲜明的时代性，即便你写的是历史题材，也必须从当下的现实和现场出发，如李晓虹博士所说：“对历史的表现如果只是截取片段的复述，只是停留在有限的史料翻晒上，没有思索，没有审视，那么历史只是历史，甚至什么都不是。历史需要唤醒，需要心灵的烛火照亮。它是过去，也是一种远景，对它的表现最终是要找到通往当下的道路。”重庆是历史题材的富矿，特别值得深挖。黄济人先生的《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虽说写的不是重庆的历史，却为历史题材如何报告、怎样文学开辟了一条通往当下的道路。
当然，我们更多的报告文学都是时代的报告，按茅盾先生的经典之论，“每一时代产生了它的特性的文学。“报告”是我们这匆忙而多变的时代所产生的特性的文学式样。读者大众急不可耐地要求知道生活在昨天所起的变化，作家迫切地要将社会上最新发生的现象（而这是差不多天天有的）解剖给读者大众看。”他还很具体地指出，报告文学必须迅速地、及时地“报告”现实生活中具有典型意义的真人真事，往往像新闻通讯一样，善于以最快的速度，把生活中刚发生的事件及时地传达给读者大众。题材即是发生的某一件事，所以“报告”有浓厚的新闻性。
在茅盾先生所处的那个时代，报告文学作家就像记者一样，有的本身就是新闻记者，如我最近在《红岩》（2026年第3期）发表了一篇文章《无可限量的人生》，描述的是中国军事报告文学领域的开拓者丘东平。丘东平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个独特存在，对于他，战争不只是惨烈的经历与记忆，而是文学使命的觉醒，他觉得自己经历和见证的一切若不记录下来，就会成为稍纵即逝的烟云。这种记录不是战地速写，而是要再现血与火中那些“活生生的真实的东西”。当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被外敌入侵推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也将文学使命推到了极限，但也难免会出现一个悖论：“抗战如何文学？文学如何抗战？”抗战初期，为了追求快速动员与情感激发的效果，很多文学作品大多以直白、激昂、短促有力的语言和呼告句式快速推出，被誉为“战斗号角”，这在当时是非常必要的，但文学终归是文学，这种短平快的、“喊口号”式的作品直接削弱了文学本身的力量，难以深入人心。丘东平是一位参加过多场战争的军人作家，他透过一线抗日战场之惨烈，深刻感受到这决不是一场短平快的战争，而将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只有真正具有生命力的文学作品，才能从心灵上凝聚民族意志，为抗战提供更强大持久的精神动力。他是一个善于驾驭重大题材和宏大叙事的大手笔，对于如此悲壮的抗日战争，只有宏大叙事才能承载，但宏大叙事从来不是空洞的叙事，你必须捕捉到一个个颤动的、泛起的、难以形容的细节，还得有渗透到了每一个细胞的生命体验。他不只是一个历史记录者，而是一个人性探索者，对战争与人性关系进行了更深刻的思考，唯有如此深入人心的报告和文学书写，才能将人与战争还原为一个层次丰富立体的世界，从更深和更高的维度上为“抗战如何文学”打开一个新的空间。在胡风看来，丘东平是对革命文学“理解最深的一个，也是成就最大的一个”。
通过这样一位尘封已久的历史人物，我也想要找到一条通往当下的道路，为当下“如何报告，怎样文学”打开一个新的空间。在丘东平所处的时代，“报告”确实有浓厚的新闻性，那时的报告文学曾经以短平快的特色被誉为“文学轻骑兵”，但我们也必须正视，报告文学本身就是一种与时俱进的文体，随着历史的发展，当人类进入信息高度发达的时代，报告文学写作者已不具备在第一时间进行报告的条件，报告文学已不具备在第一时间进行报告的条件，但它可以从第二时间出发，对新闻背后的真相进行纵深挖掘，如丁晓原教授所说，新时代报告文学已出现了“新书写、新特质、新发展”，从“文学轻骑兵”发展为“文学重器”，如今长篇报告文学已成为这一文体的主打，这是新时代的需要，“它能以巨大的容量反映时代的主题生活”。
这里就以拙作《穿越人间的象群》为例，将时间倒回2020—2021年，云南野生亚洲象群进行了一场大跨度、长时间的“北移南归”之旅，以超过200亿次的传播量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当全网热搜逐渐褪去，短视频热潮风平浪息，我们还需要怎样的记录？而事实证明，当我们把追逐新闻热点的报告置换为时代的报告，当“它能以巨大的容量反映时代的主题生活”，这一文体的价值反而得以凸显，而其价值的凸显，除了时代性，还有一个关键取决于怎样文学？
怎样文学？若要回答怎样文学，先要理解，报告文学的基本属性或文体属性是什么？对此，我明确提出，报告文学的基本属性是文学，而非报告，报告只是其所要承载的内容。从文学性看，茅盾先生早已指出，“报告文学（Reportage）是散文的一种，介乎于新闻报道和小说之间，也就是兼有新闻和文学特点的散文，要求真实，运用文学语言和多种艺术手法，通过生动的情节和典型的细节”，尽管“报告”有浓厚的新闻性，“但它跟报章新闻不同，因为它必须充分地形象化。必须将‘事件’发生的环境和人物活生生地描写出来，读者便如同亲身经验，而且从这具体的生活图画中明白了作者所要表达的思想。” 他还提出：好的“报告”须要具备小说所有的艺术上的条件——人物的刻画，环境的描写，气氛的渲染等等，但不以虚构为前提，重在及时、形象地呈现真实事件。
文学性最鲜明的特征就是原创性。我曾应邀为《文艺报》评论版“文学原创力笔谈”专栏撰文，我觉得“原创就是往生命里写，往心里写，一个真正具有原创性的作品，就是心灵本身的形状”。现如今，确实有很不少人认为报告文学是“原创性最低的文学体裁”，对于某些“报告文学”作品这可能是事实，有的人确实有投机取巧的心理，一味追逐重大热点题材，又不愿意下苦功夫去追踪采访，采用的都是百度文本、豆包文本等公共资料、公共数据、公共语言写作，从素材搜集到写作流程都没有任何原创性，而现在用AI就可以完成整个流程，这注定只能写出千篇一律的文章，还会出现大概率雷同或“洗稿”现象。如果只是停留在这一层面，那么报告文学写作真的是“原创性最低的文学体裁”，也可以被AI轻而易举地取代了。但这不是报告文学这一文体的错，而是某些“报告文学”作者或作品的问题。我觉得，报告文学是最有原创性的文体。文学的分母永远是生活，每一部作品都是分子，一个真正的报告文学写作者必须深入生活、抵达现场，去捕捉第一手素材，第一手素材往往就是填补空白的素材，这本身就是文学原创的一部分，一个真正的报告文学写作者，决不会这样轻易被AI取代，而真正的报告文学，永远都是无可替代的文体。
那么，报告文学怎样文学？从我个人的创作实践看，报告文学是绝对不能虚构的文体，却拥有宽阔的文学表达空间，任何一种文体的表达方式都可以为报告文学采用。我是从诗歌写作跨入文学之门的，然后是散文、小说、报告文学，努力成为一个宽阔的写作者，是我一直以来的追求，这也让我在恪守真实性的原则下，将各种文体的表现手法融入报告文学。
这里仍以《穿越人间的象群》，本书采用双主体叙事，故事的第一个生发点，象群从西双版纳离家出走了，谁也不知道大象为什么会出走，这是一个谜团，直到现在还是一个谜团，专家依然充满了争议，但谁也没有掌握真理。
当象群穿越人间，从象道走上人道，既带来了人象充突的巨大风险，也给人象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交流机会，这是故事的第二个生发点，并由此产生了双主体的矛盾冲突，一种是人间的矛盾冲突，如大象专家之间的矛盾冲突，一种是象间的矛盾冲突，大象之间也各有各的想法、冲突和选择，还有人象之间的矛盾冲突。一部报告文学，有了这两个故事生发点和多种矛盾冲突，这个作品就有实现的可能了。借用专家的评论说，这部作品不仅记录了一次震撼世界的象群迁徙，更书写了一部人间生态录、大象精神史。它让我们看到，生态保护从来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无数人默默坚守的日常；人象共生，从来不是遥远的愿景，而是当下正在发生的温暖故事。而中华文学基金会理事长施战军则看到了更深的层面。他认为，这部作品成功地“让报告文学这种文体成为国家形象具像化的艺术”。通过象群这个“主角”，沿途各级政府、科研人员、普通百姓的作为与情怀，共同构成了一个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这不再是一个简单的“好人好事”报道，而是一次国家治理理念与国民生态素养的生动文学呈现。
不过，报告文学的文学性又与虚构类的文学性是不一样的，如贺绍俊先生所说：“读陈启文的报告文学作品是一种享受。他的作品是真正的文学作品，他非常看重报告文学的文学性，他把追求文学性作为每一次写作的重要目标。他的文学性首先表现在语言上，他的语言是典型的文学语言，尤其难得的是，他懂得如何在报告文学中运用文学语言，报告文学的文学语言，不能像小说一样，更不能像诗歌一样，可以云山雾罩，矇眬含蓄。报告文学语言要在诗性意象中又不失准确冷静。陈启文的语言就是这样，既准确冷静，有效完成了报告文学的记录和传达的任务，又富有诗性意象，让人得到审美的享受。”（《在大象引领下穿越生态的思想屏障》，贺绍俊，《中华读书报》2026年6月17日发表）
文学性从来不是狭义的文学性，在广义的文学性中还包括思辨性，这也是报告文学的一个突出特征，它肩负以文学的方式着向读者做出真实“报告”的使命，既要报告“发生了什么”，即“人所能知者，形也”。文学是形象的艺术，也是象征的艺术，“人因有目，而执于形”，但若徒有其形，那就是在经验的表面滑行，你永远都在那座文学城堡的外部打转，你的作品也就是“形而下”。接下来，你还要探寻“为什么发生”，而且要回应时代之问，你所报告的东西“意味着什么”？这就是报告文学三问，如果你的“报告”只解答了第一个问题，那仅仅只是对现象的呈现，如此才能把报告文学推向更深的层次：“所不能感者，意也。”这个“意”就太微妙了，太神秘了，一切创造的秘密就在于“所不能感者，意也”，这就是形而上的艺术。
思辨性往往体现在一部作品的命题上，书名或标题是一部作品的文眼，往往也是思辨性的浓缩，如黄济人先生的《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就是一个充满了思辨性的标题。我对命题也是极为重视的，每次在给作品命题时，我都是要用心琢磨的，就像给自己的孩子命名一样。《穿越人间的象群》是一个原创性的标题，其寓意就是印在腰封上的一句话：“人有人道，象有象道，一群穿越自然与人间的大象，在复杂的生命现象背后，把两个世界走成了一个整体。”这两个世界就是自然世界和人类世界。
如果这本书只停留在描绘象群的“一场浪漫的奇幻之旅”，那它或许只是一部喜人眼球的纪实作品，而众多专家指出，它最可贵的地方在于思想的锐度与深度。这里诚实交代，在采写本书第一稿时，我也差点被“大象旅行团”的浪漫色彩吸引了，差点写成“一场浪漫的奇幻之旅”。但我很快警醒了，这不是一个浪漫的故事，而是一次严峻的、自有记录以来前所未有的生态事件。我也没有止步于对“保护行动”的讴歌，而是深入到了更具挑战性的思考，书中既没有回避人象冲突的风险、象群造成的经济损失，也没有掩盖保护工作的复杂与两难。
《穿越人间的象群》堪称我本人生态文学创作的一部“集大成之作”，生态文学创作是面对世界的、面对存在的书写，自然界就是世界，而人类只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对于生态文学创作，我总结出了两句话，第一句是“自然让文学发生”——美好的大自然会自然而然地让文学发生，第二句是“文学为自然发声”。从我早期的生态文学作品看，大多是热爱自然、讴歌自然、侧重自然景观描写或诗意栖居式的审美书写，这样的书写如美国早期环保运动领袖和生态文学家约翰·缪尔所说：“走进自然，你会以最温柔的方式重新认识自己。”然而这种“最温柔的方式”却如同幻觉，当我开始追踪采写报告文学，我的生态书写已从诗意栖居式的审美书开始向关注严峻的生态问题、反思人类与自然关系的深度转型，逐渐形成兼具现实关怀、人文情怀和科学精神的创作格局。自此之后，我一边书写自然生态，一边反思我们的生存环境，这种贯穿式反省就像一次漫长而深刻的检讨，这些作品堪称反省书和忏悔录。
在本书的思辨性中，凸显了几个鲜明的原创性：一是通过大象的进化史延伸到地球生命史；二是明确提出自然让文学发生，文学为自然发声，那些大象也好、鱼类也好、生灵也好，它们挣扎的命运、呼号的声音、痛苦的呻吟，我们要以文学的方式让人类听见和看见。我们既要正视它们的存在，但也不能矫枉过正。而当人类走进自然，也会在自然中重新认识自己，找到自己的位置，我们从来不是大自然的主宰，而是自然之子；三是从自然保护到“过度保护”、再到如何保护的问题，从而将生态问题一级一级地推向纵深；四是从物种命运与人类文明的交织的角度，将生态主义与人道主义有机结合，提出了“构建一个真正意义的生命共同体”的大生态观，这个“生命共同体”并非结论，而是叩问人类与万物共生的终极命题，这决定了人类在自己蹚出的第三条道路上能够走多远。——这些思辨彻底超越了“人类中心主义”的叙事，也跳出了单纯对自然的浪漫化、审美式或诗意栖居式样书写。如有关专家所说，这不仅仅是一本关于大象的书。这是一本关于我们如何理解自然、如何定位自身、如何走向未来的书。
作家出版社总编辑张亚丽称赞本书是“纪实与哲思的双重奏”。文字在精准记录与诗意抒发间找到了绝佳平衡，既保证了报告文学的“真”，又赋予了文学性的“美”。这也验证了，报告文学和别的文学类文体一样，同样具有向经典价值靠拢的人文精神和艺术品质，在文学性上有相当大的可为空间。
最后，我想复述一下采写本书过程中一个贯穿始终的感觉，那就是敬畏，只要见到了大象，你就会感受到巨大的触动，如我在书中的描写：“当我与那头面向前方的大象对视，那雄壮的威仪一下震撼了我，镇住了我。大象之大，人身之小，这个反差太大，一下就把我打回了原形，感觉自己就像一只刚学会直立行走的小猿猴。弗兰克·赫伯特在《沙丘》中说过一句话：“人类每一次正视自己的渺小，都是自身的一次巨大进步。”
那些与大象打交道的人，几乎都经历了与死神擦肩而过的瞬间，如沈庆仲遭遇大象追赶时，“整个人恍若裹挟在一股黑乎乎的旋风里，在呼呼的风声中他的大脑像突然断电一样出现了空白，这在他的记忆中是一段绝对空白”，这瞬间的经历把他对大象的好奇直接转化为了一生的敬畏。这不只是对大象的敬畏，也是对大自然的敬畏。这也是我对报告文学的态度。我们要用大象精神采写报告文学，也要像面对大象一样敬畏报告文学。

【作者简介】陈启文，湖南临湘人，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作协报告文学委员会委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广东省报告文学学会会长，国家一级作家。主要著作有长篇小说《河床》《梦城》《江州义门》，散文随笔集《漂泊与岸》《孤独的行者》，长篇报告文学《共和国粮食报告》《命脉》《大河上下》《袁隆平的世界》等20余部，多篇作品被翻译为英、法、德、俄、朝等文字在海外出版。曾获国家图书奖、老舍散文奖、郭沫若散文奖、徐迟报告文学奖、《中国作家》报告文学奖、毛泽东文学奖、林语堂文学奖、《小说选刊》双年奖、《北京文学》双年奖、全国电视纪录片一等奖、中国新闻奖、广东省鲁迅文艺奖等，2015年被国家水利部授予“水利文学创作特别贡献者”荣誉称号，2017年获“第三届广东省中青年德艺双馨作家”称号，2021年12月，任中国作家协会第十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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