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仲奔吴传佳话三让天下美名传

发布时间：2019-01-04 09:07 来源：天下吴氏

伯仲奔吴传佳话三让天下美名传

天下吴氏网讯（岐山周文化研究会会长郑鼎文供稿）中国社会科学院先秦史研究室副主任、中国先秦史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宫长为∶“让”与“德”过去讲泰伯奔吴，只讲泰伯，不提仲雍，实际上就有缺陷。《让国南来——仲雍》一书把泰伯和仲雍做一个整体来考察，是非常好的。这本书重点阐述了“让”精神的重要意义。礼让精神实际上强调的是“德”，所谓泰伯、仲雍“至德”，我们可以把泰伯、仲雍“至德”的精神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的源头结合起来讨论。比如说尧舜，“天下明德自舜始”，实际上在舜的时期，还没到泰伯、仲雍，而泰伯、仲雍也是传承了这个思想源头和思想理念。然后再讲周公，周公强调“明德慎罚”，然后再讲荀子，荀子讲“隆礼重法”，实际上我们明白一个什么问题？中国传统社会不是人治，也不是法治，是德治。这体现一个什么精神呢？体现《周易》的阴阳之道思想。我们今天讲国学，国学的主流是儒学，儒学的核心是经学，经学贯穿的是周易，我们中国文化的总根脉在这里。阴阳之道是强调什么？今天我们的理解就是德法并举。

常熟市地方志办公室原副主任周文晓

仲雍的历史功绩 在泰伯、仲雍三让王位中，历史记载，称之二让一节十分重要。古公亶父在病重之际，要季历把泰伯、仲雍叫回来，待他死后，要由泰伯来主持殡葬大礼，并要季历把王位还给泰伯、仲雍。史载：“大王故死，谓曰：‘我死，汝往让两兄，彼既不来，汝有义而安。’”葬礼结束后，季历遵父嘱要将王位让与泰伯。泰伯问仲雍：“今群臣欲我立季，季又让，何以处之？”反映了泰伯内心一度的矛盾和犹豫。仲雍却毅然回答泰伯，曰：“刑有所谓矣，要于扶微者。可以立季。”仲雍的意见不仅坚持了原先兄弟两人的让国之志，而且从宗庙的大局着眼，促使泰伯下定了最终辞让君位的决心。这也进一步说明仲雍在让国问题上有和泰伯同样的至德精神和崇高地位。

仲雍的崇高地位，历代受到推崇，周朝建立后，武王追赠仲雍为“吴伯”。魏晋以后，不少文人学者认为仲雍和泰伯一样，具有谦和揖让的德行。陆机诗曰：“山泽多藏育，土风清且嘉。泰伯导仁风，仲雍扬其波。”唐代大诗人李白的《叙旧赠江阳宰陆调》云：“泰伯让天下，仲雍扬波涛。清风荡万古，迹与星辰高。”晋明帝太宁元年（323年），尊仲雍为“恭孝王”。明洪武三年（1370年）封为“吴仲雍之神”。明成化十七年（1481年），学御史娄谦在虞山仲雍墓旁建造清权祠。明弘治七年（1494年）江西巡抚刘廷瓒奉旨重修仲雍墓，建“清权坊”。崇祯九年（1636年），巡抚御史路振飞立墓碑。清乾隆十年（1745年），江苏参议程光炬为仲雍牌坊镌联：“一时逊国难为弟；千载名山还属虞。”背额“至德齐光”。乾隆三十年江苏学政曹秀先在仲雍墓“南国友恭”坊上镌联：“道中清权垂百世；行侔夷惠表千秋。”背镌江苏粮道胡文伯书“让国同心”。

岐山周文化研究会会长，陕西省大雅礼乐文化促进会副会长郑鼎文

泰伯、仲雍奔吴的精神内涵 3000多年前周原所发生的泰伯奔吴、季历继位的重大事件，体现出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影响深远的历史意义。1、忠君孝亲的可贵品质。2、兄友弟恭的手足情怀。3、同心协力的政治智慧。4、顾全大局的高风亮节。5、包容谦让的宽阔胸襟。6、乐于牺牲的至德境界。7、入乡随俗的超凡见识。8、勇于开创的进取精神。泰伯、仲雍以实际行动所创造的吴文化，其核心就是崇德谦让。历史上，曾有孔融让梨的典故，让的不过是一个大梨子；也曾有清代宰相张英修书让宅基地的故事，让的不过是三尺之地。而泰伯、仲雍让的却是好大一片锦绣江山，是唾手可得的荣华富贵。难怪大圣人孔子赞叹道；“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正是：泰伯仲雍，永垂不朽；道德楷模，天长地久。人杰仲雍，“让国同心”，“至德齐光”，谁不钦敬？

宝鸡市炎帝与周秦文化研究会会长、研究员、中国先秦史学会会员霍彦儒

泰伯、仲雍奔荆蛮的文化意义 泰伯、仲雍奔吴反映的文化意义十分丰富，其一，具有至德之精神情怀。孔子用“至德”对泰伯、仲雍的“三让”精神作了高度的概括和肯定，其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与孔子所宣扬的“仁”“礼”思想是一致的，是仁爱精神的一种反映；二是春秋战国时期，争权争霸，礼崩乐坏，孔子提出要“克己复礼”，而泰伯、仲雍的“三让”精神正符合孔子的这一思想主张。二，大局为重的思想意识。泰伯、仲雍“三让”不仅是一种至德精神的反映，而且是一种大局思想意识的反映。其三，入乡随俗的和合精神。当然，随俗不等于不加取舍不加优劣地完全融入。文献记载，泰伯、仲雍在一边随俗的同时，还用先进的周文化感化他们，教育他们，使其逐渐抛弃不良的生活习惯，帮助“荆蛮”发展农业生产。当然，泰伯、仲雍奔荆蛮所反映的文化意义不止于这三个方面。随着历史的发展，不同的时代还会有不同的解读，赋予新的意义。

吴文化研究会负责人、常熟理工学院教授曹培根

仲雍与吴文化 泰伯无子，泰伯卒后弟仲雍立，自泰伯至寿梦共十九世，仲雍在吴国世系传承中，毫无疑问具有重要的地位和政治影响。吴文化是吴地本土文化与中原商周文化交融发展的产物。泰伯、仲雍让国南来，其至德、开拓精神，成为吴地文化乃至中华文化的重要精神财富。泰伯、仲雍让国至德，是最高的道德，给中华文化融入至德和谐、开拓进取精神。泰伯、仲雍让国代表了一种胸襟开阔、气度不凡，以退为进、柔韧刚健、积极进取的思想境界；同时，泰伯、仲雍以和谐化解避免纷争，把无谓的“窝里斗”化为开拓新空间的发展动力，确实是一种充满政治智慧和求得生存与发展的具有远见卓识的至德。至德和谐、开拓进取是吴文化的基本属性和文化基因。泰伯、仲雍断发文身，主动融入吴地风俗，和谐相处，而吴地民众和谐相从，“义之，从而归之千余家”，是和谐兴国、和谐发展。至德和谐、开拓进取一直成为吴地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原动力，也应该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元素和实现“中国梦”的精神财富。

文史专家朱新华

仲雍精神价值的再认识 “他们不仅是吴国缔造者，也是吴文化开创者”，这是以往对泰伯、仲雍常用的评语。我们说，他们不仅是吴国的缔造者，也是中国疆域拓展史上的大功臣。句吴国的建立，使最具发展潜力的江南大片土地在西周建立之后顺理成章地纳入中国的版图，泰伯、仲雍这一开拓性的功绩对于中国疆域拓展和历史发展的意义是怎么评价都不为过的。过去说，泰伯、仲雍是吴文化的开创者。我们说，他们还是儒学乃至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思想、伦理道德的一个重要源头。我们知道，孔子是一个“集大成”（《孟子·万章下》）式的思想家，儒学也不是全无依傍、向壁虚造出来的学说。孔子所推崇的道德准则，无一不是历史上、生活中有人践行过的东西，“让”这种美德也不例外。在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现代社会，“让”依然具有它的价值。市场经济的一个本质特征就是“让”的反面——争（竞争）。合理的“争”不仅有利于个体的发展，也有利于社会的进步。要求一个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做到“见利争让”（王通《中说·魏相》）显然是不现实的。但当代经济社会生活中“争”过度地得到了强化，某些人见利即争，甚至不择手段地争，而“让”日益弱化了。“让”的缺失与社会道德水准的整体滑坡是有必然联系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既不应把“让”与市场经济对立起来，一味排斥竞争，也不应否定“让”的积极作用。如何吸收传统“让德”的精华，剔除不合于现代社会的过时部分，使“让”与“争”在追求共同的道德目的的基础上做到有机统一，是当今泰伯、仲雍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中国先秦史学会理事中国先秦史学会周公思想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杨慧敏

“让”之感悟 《让国南来——仲雍》是第一本记述仲雍的专著，有丰富翔实的史料，更透过史实理出了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元素一一“让”！我一直认为，中国传统政治制度是德治，德治强调的是自律，是自我约束，是主动的政治模式。这一制度的核心思想就是成熟于周公时期的礼乐思想。而“礼”作为一种社会秩序，它的源头就是“让”。“让”就是自我约束，以“让”为基本要素的“谦卦”，在《周易》六十四卦中是最好的卦，是“六爻皆吉”，可见“让”在周文化中的地位之高，无出其右。泰伯、仲雍让贤季历，传位姬昌。这是周人德政的肇始，在这个“让”中，更令人叫绝的是仲雍，他“让”得淋漓尽致，尽管吴国的国君除了兄长泰伯都是他和他的子孙。一写一说，都是泰伯。他这个“让”竟然让了三千多年！好在常熟有个虞山，是他的归宿，常熟人民没有忘记他。他的家乡人民也没有忘记他！他属于常熟，属于岐山，属于中国，属于整个中华民族！今天，常熟市政协终于从浩浩史海中将他搬上书本，一直默默无闻的他，终于当了回主角，常熟之幸！岐山之幸！民族之幸！中华之幸！（来源 中国政协传媒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