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政治家周公千秋大智者

发布时间：2020-08-07 22:59 来源：中国报道

中国报道讯(马庆伟)中国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河山景秀，令人神往。

“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从古至今，几千年来，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之中，能够称得上政治家的人物多不可数，能够称得上优秀的政治家的人物亦为数不少，但拥有非凡智慧的大政治家却是屈指可数。那是因为这样的大政治家虽已身故，但其目光如炬、高瞻远瞩，往往能够雄视百代，影响超越千载。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历史的烟波虽然浩瀚无情，但却无法淹没那些拥有非凡智慧的大政治家们。他们虽已身故，但仍以其非凡的影响力影响着现在以及未来。他们之所以能够如此，那是因为拥有非凡智慧的大政治家们往往能做到以下三点：第一，面对权力能够保持着清醒冷静的头脑，能够审时度势，进退有度，果断取舍。第二，身怀大德，心系天下;智慧非凡，谋略超群。既能生前得以善终，更能留美名于后世;不会为了权力将自己置身于险地，更不会为了全力置国家和人民的生死于不顾。第三，所创立的制度拥有超越时代的生命力，不仅在其生前得以施行，而且在身后不会人亡政息，可以超越百代、影响千载。按照这三个要求，能算上大政治家的在中国历史上寥寥数人而已，如周公、商鞅、秦始皇等。但真正拥有非凡智慧的大政治家非周公莫属。商鞅变法虽然很成功，但生前被车裂而死，不得善终。千古一帝秦始皇虽然雄视千载，但却留下了残暴之名。本文将从这三个方面谈谈大政治家周公。

第一，周公面对最高权力能够保持着清醒的头脑，能够审时度势，进退有度，果断取舍。该得到最高权力、担当历史重任时，他不畏人言，毫不退缩;该放弃最高权力、功成身退时，他毫无留恋，急流勇退。像周公这样冷静的大智者在历史上真可谓凤毛麟角。

“绝怜高处多风雨，莫到琼楼最上层。”这是民国才子袁寒云劝其父袁世凯不要称帝诗句。权力的诱惑力是无穷的，尤其是最高权力，当然，其中的风险也是无尽的，正所谓高处不胜寒!很少有人能够在最高权力面前保持清醒和冷静的。正因为如此，袁世凯强行称帝，最终落得个身败名裂的下场。

纵观中国历史，很少有掌握最高权力的权臣贵族能够全身而退、留美名于后世的。这是因为在中国古代社会最高权力的移交过程中凶险万分，甚至出现严重的流血事件。正是因为如此，要获得最高权力需要大智慧、大勇气、大魄力，同样，要在恰当的时机果断地交出最高权力从而全身而退更需要大智慧、大勇气、大魄力。而在这进退之间，可谓生死悬之一线，能够审时度势，准确权衡利弊得失是非常困难的。周公却能够完美做到这一点，那是因为周公是一位拥有大智慧、大勇气、大魄力的大政治家。

历史的形势将周公推上了权力的巅峰：武王伐纣成功之后不久就去世了，西周政权尚未巩固，成王年幼，人心不定。这时候需要周王室一位足智多谋、德高望重的人来领导巩固政权。周公以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的宗室身份，兼之其德才兼备、德高望重，故而获得了最高权力，得以摄政辅佐成王。但在这种情况下仍然出现了“周公恐惧流言日”，对此，周公不畏流言，毅然地担当起了历史重任。

纵观中国历史，历来权臣往往获得最高权力之后，容易迷失本性，失去冷静;容易被权力所腐蚀，难以保持自我，难以取舍，甚至变得骄横傲慢、滥用权力。政权其实也可以理解为镇压之权，掌权者往往借此镇压反对自己或是阻碍实现自己目标的人。正因为如此，历史上拥有最高权力的权臣贵族往往难以善终，要么生前被处死，累及家人;要么死后被清算，削官夺爵;要么得以善终，但留下千古恶名。如霍光、梁冀、王莽、曹操、张居正、多尔衮等等。霍光为西汉权臣，麒麟阁十一功臣之首，曾废立昌邑王，但其过世后第二年霍家因谋反被族诛。西汉权臣王莽，身为外戚，权倾一时，代汉自立，最终身败名裂。东汉权臣梁冀曾毒死皇帝，飞扬跋扈、权势冲天，但仍自杀身亡。曹操虽然生前未能当上皇帝，但仍然留恶名于后世。张居正、多尔衮生前大权在握，但死后被皇帝清算。对最高权力的无限留恋往往是权臣不得善终的一个重要原因。拥有最高权力而能够审时度势果断交权，没有大魄力、大智慧、大勇气是很难做到的。封建社会皇帝父子相传，但即便亲如父子，在最高权力面前，往往是老皇帝死后，新皇帝继位，很少有皇帝在世时在没有其他因素逼迫下心甘情愿的传位的。然而周公在辅佐成王七年之后，出现了国家安定、政权巩固、天下大治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周公还政于成王，果断放弃了最高权力，留下了千古美名!

第二，周公身怀大德，心系天下。他既能生前得以善终，更能留美名于后世;他既不会为了权力将自己置身险地，更不会因此而置国家和人民的生死于不顾。拥有最高权力的政治家如果没有身怀大德、心系天下的情怀的话，就会为了维护手中的权力不惜牺牲一切，置身家性命于不顾、置国家和人民的生死于不顾，最终沦为权力的附庸和奴仆。因此，大政治家必须身怀大德，心系天下，正如《老子》中所说“圣人无常心，以百姓之心为心。”因此大政治家必须时时以江山社稷为重，事事以百姓福祉为先。历史上能够做到这一点的政治家并不多，周公就是最杰出的一位。

西周政权建立不久后，武王去世，周公不畏人言，不惧压力，从国家利益出发，受命于危难之际，毅然摄政称王，辅佐成王。对于周公摄政称王，当时也不是没有人反对。如《史记•周本纪》中有“管叔、蔡叔群弟疑周公，与武庚作乱，畔周”。《史记•鲁周公世家》中有“武王崩，成王少，在襁褓之中。周公恐天下闻武王崩而畔，周公乃践祚摄政当国。管叔及其群弟流言于国曰：‘周公将不利于成王。’周公乃告太公、召公曰：“我之所以弗辟而摄行政者，恐天下畔周，无以告我先王。武王蚤终，成王少，将以成周，我所以为之若此。”从这些史料看出，当时反对周公摄政称王的王室重臣为数不少，不仅有管叔、蔡叔等群弟，还有位高权重的开国重臣太公、召公，阻力是很大的。周公对此也做了解释，但仍然不能彻底消除他们的疑虑。在这种情况下，周公毅然担当起历史大任，称王摄政，以求政权的巩固，天下的大治。

最能体现周公身怀大德、心系天下，智慧非凡、谋略超群的是在摄政的第七年，政权得以巩固，天下得到大治。在这种形势下，周公从国家利益出发，审时度势，还政于成王。在这个时候如果继续掌握最高权力、辅佐称王，甚至是取代称王，对周公而言是完全可以做到的，因为这七年的杰出辅政成就不仅大大增加了周公的威望，还巩固了周公的权力。但周公毕竟是智慧非凡、谋略超群的大政治家，他从大局出发，他看到其中的危险与危害：如果这样做，首先坐实了别人对他簒权夺位的怀疑，从而沦为乱臣贼子，英明丧失，失去民心，甚至有身家性命的危险;其次，导致统治集团内部分裂，斗争不断，政局不稳，政权岌岌可危;最后，战乱四起，国家动荡，生灵涂炭。因此，作为大政治家周公是不会为了自己的权力置国家和人民的生死于不顾的。在后世，清朝的多尔衮与周公的情况类似，他作为清太祖努尔哈赤之子、清太宗皇太极之弟、顺治帝之叔在皇太极去世后，争帝位不成，就拥立辅佐顺治帝，为清王朝立下了汗马功劳。先后被封为“叔父摄政王”、“皇叔父摄政王”、“皇父摄政王”。甚至在他死后，被追封为“清成宗”，谥“懋德修远广业定功安民立政诚敬义皇帝”。但仅仅两个月后，就被剥夺封号，并掘其墓，落下了乱臣贼子之名。多尔衮的悲剧就在于他抓住最高权力不放，不能高瞻远瞩，从国家利益出发，审时度势，急流勇退。多尔衮是自己壮年暴病而死，因此，没有引发统治集团内部的剧烈的权力斗争，未能造成政局的动荡，影响到国家与民众。如果多尔衮再多活几年甚至十几年，必然会引起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斗争，甚至引发国家的动荡，恐怕以后的中国历史就要改写。审时度势，急流勇退，果断放权，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历史上有几人能够做到在掌握最高权力之后而放弃呢?因此，将周公与多尔衮对比之后，就可以看得出大政治家与一般政治家的区别。

当然，后世学者对周公有没有取代称王之心这一问题产生了争鸣，但这个问题已经不重要了。往事越千年，对于周公有没有取成王而代之之心，后世人是难以猜度的。但周公在权力和声望达到巅峰之际，从国家和人民以及个人利益出发，急流勇退，果断交出了权力，避免了西周统治集团上层因权力斗争而导致的分裂。从而有利于统治集团上层的团结，有利于政权的巩固，有利于政局的稳定，避免了国家动荡，生灵涂炭局面的出现，也成就了自己的千秋美名。

第三，周公创立的制度拥有超越时代的生命力。他所创立的礼乐制度不仅在其生前得以盛行推广，而且在身后影响百代，超越千年。礼乐文化仍然影响着现代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将来仍然会影响下去。孙中山先生说过“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大政治家所创设的制度或推行的政策，因为其以超凡的智慧及对历史发展规律的准确把脉，往往具有战略性、前瞻性、长远性，往往能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从而获得长久的生命力。

历史上许多政治家所创设的制度或推行的政策，往往因改朝换代、或因自己失去权势、或因身故而改变，正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因而出现了“人亡政息”的现象。究其原因大致有以下几点：其一，不能准确把握历史发展的潮流，所创设的制度或推行的政策缺乏战略性、长远性和前瞻性，因而不能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故缺乏生命力，只能是昙花一现，这也是最为重要的原因;其二，政治家权威不足，获得支持的力度不大，自身显得力不从心;其三，政治家因改朝换代、失势或身故等原因;其四，制度或政策部位统治集团内部所理解，实施时机不当，反对势力过于强大。因为上述原因，尤其是第一个原因，导致历史上许多政治家所创设的制度和推行的政策不能跨越百代，影响千载。拥有持久生命力的制度和政策能够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往往不会因为改朝换代或者政治家的失势和身故而改变，如礼乐制度、封建中央集权专制制度、科举制度等等。这也是大政治家与一般政治家的最大的区别。

周公的功业被《尚书•大传》概括为“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乐，七年致政成王。”周公辅政七年，不仅平定了叛乱、巩固了西周政权，而且建立了一套比较完善，系统的典章制度，逐步完善了宗法制、分封制、嫡长子继承制、井田制等有利于巩固统治的制度。其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是以宗法血缘为纽带，将家族和国家融合在一起，将政治和伦理融合在一起，形成一整套尊卑有序的礼乐制度，影响后世长达三千余年。像宗法制、嫡长子继承制等被封建社会所沿袭，而礼仪制度不仅一直影响到现在，而且还要影响到未来。

几千年以来，像周公这样身为王室宗亲，生前称王摄政，大权在握。在天下大治、功成名就之后，从国家个人利益出发，高瞻远瞩、审时度势，果断交出最高权力，得以善终。身后所创设的礼乐制度影响长达三千多年，留元圣美名于至今的大政治家，纵观中国古代社会恐怕仅周公一人而已。

【作者简介】马庆伟，陕西省扶风县法门镇人。现为岐山周文化研究会理事、副秘书长、微信公众号编辑，岐山县楹联诗词学会会员，岐山县第一初级中学教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周文化和吴文化，主编有《魅力京当》一书，论文《从延陵季子言行举止看泰伯奔吴之遗风》被收入《浙江省吴文化高峰论坛论文集粹》中，论文《从西汉长沙王吴芮事迹看“让”之智慧》被收入《吴芮文化文集第三卷》中，论文《试论张载“民胞物与”思想之渊源及其对当今时代的意义》被收入《张载易学专题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有多篇论文发表于《凤鸣岐山》中。诗联作品被收入《周风雅韵》一书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