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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其昌武汉大学教授著名历史学家

发布时间:2026-09-10 21:06 来源:今日采访
      吴其昌(1904年-1944年)是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师从王国维梁启超,致力于甲骨金文与宋明理学研究。他在抗日战争期间随校西迁乐山,抱病完成180余万字论著,临终前仍坚持撰写《梁启超传》。其“战士当死于沙场,教授当死于讲堂”的誓言成为武汉大学精神传统的重要象征。主要著作涉及上古史、文字学等多领域,研究方法融合二重证据法唯物史观。早年求学1904年生于浙江海宁,早年父母双亡却勤学不辍。1925年考入清华国学研究院,师从王国维治甲骨金文,随梁启超研宋明理学。
      教学生涯1932年起任武汉大学教授,后兼任历史系主任。抗战期间(1938-1946年)随校西迁四川乐山,在肺病恶化情况下仍坚持授课,临终前完成《梁启超传》手稿。甲骨金文研究著《殷契解诂》《金文历朔疏证》《金文名象疏证》,运用'二重证据法'结合考古文献考订殷商官制、农业与经济形态。
      思想史研究《宋元明清学术史》系统梳理学术流变,考察王夫之黄宗羲思想与近代民主概念的关联。著述规模1933-1944年间完成《殷契解诂》《金文历朔疏证》《金文名象疏证》等著作逾百万字,涵盖上古史、宋明理学、音韵学、文字学、边疆史地等多学科。
      教育格言提出‘前方将士效命疆场,后方教授当尽瘁于讲坛’,该理念被收录于武汉大学校史展陈,2022年窦贤康校长在开学典礼中引用。学风垂范曾以考试命题检验学术操守,1930年代武汉大学学生宁交白卷也不作弊,铸就严谨学风典范。
      1931年为呼吁抗日携全家绝食请愿,反映其"书生报国"的士人情怀。病逝前仍坚持整理梁启超遗稿,践行"尽瘁讲坛"的毕生信念。从父母早亡的贫困学子到清华国学研究院的高才生 吴其昌,字子馨,号正厂,1904年生于浙江海宁。为诗人徐志摩的表弟。只是,论家境,吴远不及徐。他自幼酷爱阅读,“五岁知书,十岁能文,乡里称(其)为神童”,曾与徐志摩一同受教于桐城派古文家张树森。不幸的是,吴其昌十二岁丧母,十六岁丧父,生活十分困苦,小学毕业后即辍学了。然而他不肯与其他少年一样去学“生意”,便自己在乡里间借书读。
      1921年,十七岁的吴其昌考入无锡国学专修馆,跟随太仓人唐文治研究宋明理学,学业表现十分出色,与王蘧常、唐兰合称“国专三杰”。1925年,清华国学研究院开办,吴其昌报名应考。此次招生共录取学生三十三名,他以第二名考中,第一名是河南人刘盼遂。后来研究院第二届招生考试时,第一名是河南人谢国桢,第二名是浙江人刘节,“河南出状元,浙江出榜眼”的佳话因此在研究院流传开来。
      是年9月9日,研究院举行开学典礼,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四大导师先后到校任教。各位教授有不同的研究领域,吴其昌择定“宋代学术史”为研究题目,便由梁启超担任指导教授。早在1918年,徐志摩就已经成为梁启超的弟子,这对表兄弟又一次成了师兄弟。
      自1925年11月起,吴其昌开始记录和整理梁启超在清华的讲稿,其中不少经他整理的篇目后来都成为梁的代表性文章。可以说,二人的师生缘对双方的学术生命而言,都极其珍贵且意义深远。同时,吴其昌选修了王国维开设的“尚书”“古金文字”等课程。王国维也是海宁人,他的满口方言全班只有吴其昌能完全听懂。1926年,清华国学研究院首届研究生毕业,吴其昌因成绩名列前茅得以申请留校一年继续研究宋代学术史。他的同学、之后成为著名历史学家的方壮猷称其“从海宁王观堂(即王国维)治甲骨金文及古史,复从新会梁饮冰(即梁启超)治文化学术史,备受二先生之奖掖”。
      陈寅恪也曾向辅仁大学校长陈垣推荐吴其昌,信中有言:“吴君高才博学,寅恪最钦佩,而近况甚窘,欲教课以资补救……如有机缘,尚求代为留意。吴君学问必能胜任教职,如其不能胜任,则寅恪甘坐滥保之罪。”学识渊博如陈寅恪,对他褒扬至此,可见吴其昌之才。
      1928年,在梁启超的举荐下,吴其昌受聘于南开大学,在预科教授文史,由此登上高等学府的讲坛。1929年,梁启超骤然病逝,吴其昌代表清华国学研究院全体同学在香山墓前致辞。祭文满含对导师去世的悲痛,深情忆述了往日师生间其乐融融的问学情景,感人肺腑。在梁逝世后的第二年,吴其昌转任清华大学历史系讲师。
      位卑未敢忘忧国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吴其昌与妻子诸湘以及弟弟、燕京大学学生吴世昌一同绝食,要求国民政府积极抗日。他们一路从北平到南京,先后向张学良、蒋介石请愿,得到蒋的肯定答复后,哭谒中山陵。吴其昌与妻、弟三人至此才恢复进食,共计绝食八十四小时。此事震动全国,响应他们的声援、请愿活动此起彼伏,民众抗日救亡的激情进一步高涨。
      南下途中,滞留天津车站的吴其昌在报纸上看到徐志摩因空难身亡的消息,哀痛不已。他在《志摩在家乡》一文中写道:“‘中华民国二十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上午十时十分,车过济南党家庄开山脚下,凭吊志摩表兄殉难处,时全家三人绝食第四十六小时。其昌记。’这一行歪歪斜斜的蓝色字,到现在还记在一张破敝的《大公报》报沿上。我们相信这一行字,长长久久不致于磨灭。”然而,“合门绝食”的吴其昌很快被清华大学借故解聘,旋赴武汉大学历史系任教授。
      1932年,吴其昌偕妻子来到美丽的珞珈山。在武大,他主要讲授《古代文字学》《商周史》《中国通史》《中国文化史》《宋元明清学术史》等课程。此外他还撰文、著书、做报告,继续为救国呐喊、呼号,终因积劳成疾,于1937年春患急性肋膜炎住院。吴其昌于病中赋诗道:“寂寞帘扉起暮埃,江城迢递卧荒莱。离离瘦骨媚孤影,劳劳人间滋百哀。忧国不辞身独瘠,忆辽常梦鹤重还。何须金篦苦针灸,沸血胸中自往来。”
      抗战爆发后,武汉大学西迁四川,吴其昌夫妇带着女儿吴令华来到美丽幽静的小城乐山。凌云寺的大佛,乌尤寺的绿荫,使喜爱文物和旅游的吴其昌恋恋不舍。1939年8月19日,日寇轰炸乐山。吴其昌正在重庆开会。一颗炸弹落在吴家后院外,弹片飞进屋内,幸未伤人。吴其昌自渝回来,不问家中有无损失,只问朋友谁家遭难。听说叶圣陶家房子被烧,叶母差点逃不出去,吴其昌顾不上吃饭,赶到叶家慰问。轰炸之后,吴其昌和其他教授一起,在乡下租了间房子躲警报。那里驻有一支新兵部队,正进行上前线前的训练。乡下写作条件差,吴其昌有空就去和战士聊天,给他们上历史课,鼓励他们英勇杀敌。
      1939年秋,吴其昌陪故宫博物院的马衡院长第二次上峨眉山,回来即开始咯血,时轻时重,迁延不断。1941年又兼任历史系主任,工作忙碌异常,四川气候潮湿,他的身体完全垮了。但仍白天拄杖上课,深夜埋头撰文。除了继续中国田制史、二十四史中的《食货志》以及《逸周书·王会篇》的国名补疏等研究外,他将治学旨趣与时局结合起来,以古鉴今,写下了《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斗争》《蛮族侵略历史性的比较》《民族盛衰的关键和我们救国的态度》《一千年来民族文化盛衰之症结》《中日战争的一个历史看法》等文章,充分彰显了学术研究的现实关怀。此外,他还筹划成立东亚史研究会。
      吴其昌全力投入繁忙的抗日救国宣传中。“他到处讲演,对青年学生讲,对抗日军官讲,对大小官员讲;讲日寇对我侵略的历史,讲历史上的国难教训,讲抗日必胜的信心,讲中华民族的英雄人物,讲国民特别是‘士’对国家民族的责任。”对于抗日战士,吴其昌往往敬重有加。据吴令华说,“有一次,爸爸带回一个小伙子,说是在浙江同乡会上认识的,是个空军,负伤来到乐山;又说是南洋华侨,在此举目无亲,衣食无着。爸爸敬爱抗日英雄,就将他带到家里,为他租旅店,送衣被,管饭食,还给钱,并叫妈妈和我常去照顾他。最后发现那人是个骗子,卷钱物逃跑了。妈妈埋怨爸爸轻信,爸爸却说:下回遇到抗日将士落难,我还要帮”。
      战事胶着,内政腐败,吴其昌感时伤乱,义愤填膺。他盼望中兴,却屡屡失望,心志难酬,医食无保,在诗词中不时流露出悲苦之音。
壬午除夕
腊鼓梅花岁又新,
偶因儿女觉春温。
匈奴未灭家徒在,
饥溺同深耻不贫。
心事无穷搔短发,
万方多难看浮云。
明年四十惊无闻,
髀肉抚摩负此身。
      身染严重肺病,却生活窘迫的吴其昌曾参加乐山嘉峨师管区主办的“中国之命运读书心得”征文比赛,以求薄酬。有人议论:一位大学教授,武汉大学历史系主任,竟投稿一个师管区征文得奖,太降格了!有人背后还讲他是穷极无聊,更多师生却深表同情。他确实很穷,且贫病交加,一筹莫展。应约征文,降格以求,总还是凭劳动所得的正当收入。
      亲友劝他保重身体,吴其昌说:“不至抗战胜利之日,决不休假。”陈寅恪自香港脱险平安抵达广西桂林后,来信婉言劝道:“尊恙想是过劳所致,不知能稍休养否?念念。”但他仍不肯稍加懈怠,数年中发表有关宋元明清学术史、古史国名考证、古音韵学、历代边政借鉴、民族抗御外侮史鉴,及纪念梁启超、王国维等师友的论文三十余万字,还写下宣传长期抗战、鼓舞士气的时论文章,共百余篇二十余万字。他还重编高中教科书,又打算编一部《抗日英雄贤豪传》,搜集了许多资料。每到假期,帮父亲抄稿就成了女儿的一项任务。吴令华在一篇回忆录中说,“我至今犹记得:在西川偏僻小城的深夜里,宁静安谧,只闻大渡河水奔腾不息,汹涌澎湃,只见爸爸书房里一灯如豆,荧荧闪烁,爸爸独自边咯血边扶头撰文,直到天明。”
      1943年春夏之交,吴其昌带病到重庆开历史学会及史地教育委员会会议,归途即感不适,到家大口咯血,但仍坚持授课。是年11月,冯玉祥到乐山为抗战募捐,给吴其昌送药,并要求他作文宣传。吴其昌又带病写了几幅金文书法作品,参加义卖。
      半部《梁启超传》成遗著
      1943年末,重庆胜利出版社为发扬文化传统、凝聚民族精神,组织编纂《中国历代名贤故事集》,特邀吴其昌承担《梁启超》一题的撰著。既感师恩,又以民族文化建设为己任,吴其昌因此不顾病势沉重,欣然应允。   吴其昌自述:受命奋兴,时病正烈,学校正课,至请长假,而犹日日扶病,搜集史料,规画结构,创造体例,起打草稿,虽在发烧、吐血之日,亦几未间断,其事至苦,……近两月来,几于日夜赶撰此稿,朋友劝阻而不果。12月中旬,他开始著《梁启超传》一书,从搜集史料,规划结构,创造体例,起打草稿,至1944年1月19日完成上半部,共三章五万余字。蒿目时艰,吴其昌炽热的救国情怀在《梁启超传》一书中展露无遗。完稿不久后的一天,吴其昌照常拖着病体走上讲台,课还没上完,就突然吐血不止。当时已毕业留校当助教的学生马同勋,急忙将老师背回家。进入2月份,吴其昌完全卧床了,最后昏迷不醒。
      2月23日凌晨,吴其昌忽然清醒,大声说:“快快做饭,我吃了要去开会。”夫人问:“去哪里开会?”他拉过夫人的手放在额上,说:“这里——学堂里。”随即又昏过去。早上六时许,吴其昌永远离开了人间。国民党中央社首先发表了吴其昌逝世的消息,随后重庆《新华日报》转载了中央社电讯,对这位爱国学人的早逝表示哀悼,并加编者按语:“(吴其昌教授)对本国史造诣很深,深得学生敬爱,吴先生贫苦力学,平易近人,富于爱国思想,……学人逝世,极堪哀悼!”
      吴其昌在生命的最后阶段撰写的《梁启超传》“冀少酬先师任公知遇之厚”,虽仅成上部,仍足以显现其学术精神。他自认“本书为其昌呕血镂心之著述,虽片言只字,未敢稍苟”,写作也“正因负责、确实、认真三义坚守不渝之故,乃至误期”。该书出版时已成其遗著。因此,书稿印行时,也与同一系列的其他作品不同,为表哀悼,出版社以“胜利出版社编审组”为名特别在卷首附上了《作者小传》。
      1945年孟夏,陈寅恪作文评价《梁启超传》:“子馨此书,叙戊戌政变,多取材于先生自撰之戊戌政变记。此记先生作于情感愤激之时,所言不尽实录。子馨撰此传时,亦为一时之情感所动荡。故此传中关于戊戌政变之记述,犹有待于他日之考订增改者也。”
      贡献生命的诚恳
      武大学子王禹生在《嘉乐弦歌忆旧》中说,“战时教授均极清苦,吴师(即吴其昌)身长消瘦,经常穿一身蓝布长衫,吴师的课不论冬夏都是排在下午第一二节——因为上午是吴师念书的时间。授课时精神、声音、情感,可以使全班学生全神贯注,黑板字写得细小秀致。课后同学都不忍擦掉。”
      马同勋1936年8月考入武大史学系,1942年毕业并留校任教,在吴其昌的耳提面命、谆谆教诲中度过了最为珍贵而充实的八个春秋,是直接受教于吴其昌时间最长的门生。六十多年后,马同勋每每忆及老家大庭中央供奉的“天地君亲师”牌位,大学时代的恩师吴其昌就如影随形地浮现在眼前。抗日战争期间,学习条件极差,没有教材,没有讲义,全靠课堂记笔记获得知识。吴其昌讲课时非常生动和精辟,操一口浙江口音,担心自己讲的话学生不一定能完全听得懂,所以每次下课时,都要将所有同学的笔记本收上去,带回去一一批改、更正后,再发还给学生,每节课均是如此。后来,吴其昌发现马同勋的笔记比较全面,就只把他一人的笔记本收回去细改,作为模板,叫其他同学对照马同勋的笔记订正修改。
      马同勋回忆,“先生每次讲课都是一篇完整的学术专题讲演,主题鲜明,逻辑严谨,语言考究,又不失风趣。古代文字学、宋明理学、佛教与禅宗均为义理难解的课程,经过先生通俗易懂、深入浅出的讲解,旁征博引、风趣幽默的阐述,不知不觉间把我们引回历史长河,大有亲临其境之感,至今记忆犹新。听先生授业真是比淋浴春风而有过之……每逢讲到西晋、北宋、明代亡国之痛时,先生惋惜悲愤之余,总是结合抗日战争现实谆谆教诲我们‘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上课时,先生曾领导我们高唱岳飞的《满江红》和抗战歌曲《松花江上》,大讲岳飞、文天祥的抗敌入侵事迹以激励我们的爱国热情。在先生的教育影响下,全班十一位同学中,有七人奔赴抗日前线,二人为国捐躯。”“先生有时讲着讲着就会咯出一口血来,同学们劝他早点回去休息,先生却说:战士死在疆场,教授要死在讲堂,我已活了四十岁,如加倍努力,不就等于活了八十岁吗?稍事休息后,先生又振作起来,继续上课,我常常是噙着泪听先生讲课,受先生精神的鼓舞,愈加勤奋。”
      学生于极荣在吴其昌去世之前,曾经见过老师一面,“某日上午,予赴文庙图书馆借书,十一时许事毕返舍。当行至图书馆对面过道时,突见先生徘徊于教室外之走廊间。是日春风骀荡,天气温暖,而先生犹着棉袍黑褂,戴暖帽,围围巾,扶手杖,形容憔悴。踽踽独行,似有所思,亦似有所寻。予一见之下,不禁骇然。心念先生卧病已久,何故独自来校,徘徊于教室之前。于是趋前搀扶,问以何事来此。先生答云:自入春卧病以还,久已不见诸君,心常耿耿。今日精神稍佳,故来探视。予聆闻之余,颇觉不祥,当劝先生勿以此为念。适历史系有二三同学从走廊前经过,于是相偕护送先生返家,不数日先生即与世长辞。”
      求学路上的诸位师长是如何爱护、培养自己的,吴其昌便同样那般对待他的学生。而面对女儿,他的一言一行就是最好的教育。吴令华在《清华同学与学术薪传》一书中说:“父母亲没有亲生儿女。在血统上,他是我的舅父。我是两岁多来到他的膝下,受他抚育。十年多的光景,父母亲给了我全部的爱。……耳濡目染父亲的‘身教’,在我心中深深埋下的是‘爱国’的种子,养成的是酷爱读书的习惯。说到‘言教’,我记忆最清楚的是八个字:‘做事负责,不要撒谎’。”
      “贡献生命的诚恳”,是吴其昌在武大的一次讲演中提出的。他说:“‘诚恳’,是一切一切学问的根本态度。无论那一种学问,我都情愿用我的生命去换这种学问,我就把我整个‘身’和‘心’贡献给这一种学问,我就拼命去做这一种学问,我就真用我的生命去换这一种学问。立了这样一个诚恳真挚忠实的宏愿,学问决计不会不造到最高一层……做学问第一个根本态度,应该如此。不但做学问,而且同样适用到做人。”“诚恳”的吴其昌是带着诸多遗憾走的。他才刚刚四十岁,正是学术创研的丰收年华,他拟革新中国古史研究的课题没有完成,“东亚史研究会”尚未建立……最重要的是,吴其昌没能看到抗战的胜利,没能等到杜甫“漫卷诗书”“白日放歌”“青春作伴好还乡”的日子。尽管他的生命是短暂的,有着诸多遗憾,但他贡献生命的诚恳这一风范将永存不朽。(《名人传记》2023年12期)
      【今日采访网评论员吴蜀丰】吴公其昌,字子馨,海宁吴氏之杰出俊彦,为武汉大学历史系名教授、近现代著名历史学家。早年师从王国维、梁启超,于甲骨金文、宋明理学领域造诣深厚。国难之际携全家绝食请愿,抗战西迁后抱病守讲坛、以笔赴国难,毕生践行“书生报国”之志,其风骨与学识,足为吴氏后辈之楷模。早年师从王国维、梁启超,深耕甲骨金文与宋明理学研究。抗战随校西迁乐山,抱病坚守讲坛,以“教授当死于讲堂”的信念,在肺病缠身的十余年间完成180余万字论著,直至临终前仍笔耕不辍撰写《梁启超传》。其治学严谨、书生报国的风骨,至今仍是武大精神与后世学人的典范。

      【吴姓·吴地·吴文化】吴姓作为中华九大姓之一,其历史与文化底蕴深厚。吴姓以国为姓,承载着江南水乡的灵秀与智慧。吴文化融合了"吴侬软语"的温婉、"吴门画派"的雅致、"昆曲评弹"的隽永。吴文化既是江南文化的精粹,也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支脉,其"柔中带刚、兼容并蓄"的特质至今仍影响着当代社会。
  吴氏开姓始祖泰伯,传代始祖仲雍。以旷古绝伦的胸怀壮举三让天下,成就周朝八百年江山被千古颂扬。孔子《论语》第八篇《泰伯》,司马迁《史记》第三十一篇《吴泰伯第一世家》均有记载。康熙皇帝题赠《至德无名》,乾隆皇帝题赠《三让高踪》牌匾。                  
      伯渎河,原名泰伯渎,位于江苏无锡的清名桥附近。吴泰伯在梅里建立勾吴国后,为了灌溉、排洪,开凿中国历史上第一条人工河流“伯渎河”。伯渎河已有3000多年历史,全长43公里,它流经坊前,从梅村到鹅湖。春秋时期,吴王阖闾西攻楚国、吴王夫差北伐齐国,都曾通过伯渎河。
      泰伯庙,又名至德祠、让王庙,位于江苏省无锡市梅村镇的伯渎河畔。东汉永兴二年(154年),汉桓帝为了纪念吴泰伯,敕令吴郡太守糜豹在泰伯故宅所立。泰伯井,又名让王井,位于至德大殿东面,井水清澈可口。相传是泰伯为当地居民用水而凿。但据考证,泰伯井是战国时期所建。建泰伯庙后,一直是泰伯庙的厨房用井。南朝刘昭《后汉书注》记载:“无锡县东,皇山泰伯冢。民世修敬焉。去墓十里有旧宅,井犹存。”《吴地记》记载:“吴筑城梅里平墟,城内有宅,旧址及井犹存。”            
      吴姓在中国历史上有过七次建国史,在中国百家姓中目前排名第九位。据不完全统计,吴姓全球人口近3800余万人。无论在政坛、军事、工商、科技、文学艺术、医学界等行业,从古至今吴姓人才辈出,他们在不同的领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他们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吴语,又称吴方言、江南话、江浙话。吴语有着三千多年的历史。其主要分布在江苏南部、浙江、上海、江西东北部、福建西北部和安徽南部部分地区,分布于中国110多个县市。吴语在全球国际非官方语言中排名第十,在中国七大方言中排名第二。据《现代汉语》记载,吴语语系人口占中国总人口7.2%,高于闽语语系的5-7%和粤语语系的4.0%。目前讲吴语人口大约九千余万人。            
      百家姓唯一以姓氏命名的“‌吴文化节”自2006年开始举行“吴文化节暨泰伯祭祀大典”。由中共无锡市委、无锡市人民政府举办,旨在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推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活动主题为“传承吴地文明、彰显文化底蕴、打造文化名城、建设文明无锡”‌。自2006年起,每年4月10日(传说农历正月初九是太伯的生日,卒于武乙四年丙寅三月初五)举办至今已举办20届‌。吴文化节期间,举办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包括祭祀泰伯典礼、书画展示、群众文化活动等‌。吴文化节已成为具有浓郁吴地特色的国内知名节庆活动‌。“‌泰伯庙会”‌与春节打包列入联合国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                
      据不完全统计,吴姓当代中科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达70余人。例如中国物理学研究的“开山祖师”,中国近代物理学研究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著名的物理学家、教育家吴有训。其得意门生桃李满天下,如钱伟长、钱三强、朱光亚、邓稼先、杨振宁、李政道、赵九章等都曾是他的学生。
     吴姓名人数不胜数。 书画名家如唐朝画圣吴道子,明代著名画家吴伟,元代画家、书法家、诗人吴镇,清末画家吴友如、清初书画家。晚清民国时期著名国画家、书法家、篆刻家,“后海派”代表,杭州西泠印社首任社长吴昌硕、天主教传教士吴历、当代著名画家、油画家、美术教育家吴冠中,中国近代画家吴法鼎,中国明代著名作家、官员吴承恩,清代文学家吴敬梓等。吴姓开国将军48名。国民革命军吴姓将军79名。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投诚的吴姓将军16名。          
     吴姓在医学界人才众多,如南宋御医吴源,明代医学家吴延龄,撰有《经络腧穴》、《医学质疑》等书。明代医学家吴嘉言,著有《医学统宗》,《针灸原枢》,《医经会元》。明末清初传染病学家吴又可著作的《温疫论》。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北宋神医之一保生大帝吴夲用一针救了皇妃,三国时著名医学家华佗弟子吴普,著有《吴普本草》又名《吴氏本草》。杰出的中医温病学家“安宫牛黄丸”(保命丸)发明制造者吴鞠通。清代医学家被称为中国医学史上“外治之宗”吴尚先。清代医学家、藏书家吴仪洛,著有《本草从新》《本草备要》、《成方切用》、《勿药元诠》、《伤寒分经》《一源必彻》、《四诊须详》、《杂症条律》、《女科宜今》及《周易注》、《春秋传义》等书籍。明代医学家吴昆,著有《医方考》、《脉语》、《素问吴注》、《针方六集》4种现存于世,《十三科证治》、《药纂》等书籍。中医师公会理事长吴瑞甫,著作有《伤寒纲要》、《中西医温热串解》、《册补中风论》,《奇验喉症明辩》、《诊断学》、《内科学》等近20部。近代医学家吴克潜,著有《吴氏儿科》《古今医方集成》《病源辞典》该辞典从几百种医籍中采集4000余种疾病,按病名首字笔画顺序排列。每种详注病源、症状和治法。凡有分歧者均一一列述,所引之方,多为古今成方。《药性辞典》《医药精华集》《诊断学》《儿科要略》《吴克潜医案医话集》等著作。                 
      当代肝胆外科专家,中科院院士吴孟超。中国造血干细胞之父吴祖泽,中西医结合专家吴咸中,中国科学院院士,古人类研究专家吴新智。乾隆皇帝题名《医宗金鉴》总编撰吴谦裔孙吴氏至德堂中医第十代传承人吴风平,著有《吴氏九世中医秘验方精选》《吴氏中医秘验方精选》《房事与性病秘验方集锦》《吴氏九世中医神奇秘验方》《中华名医验方精选》《易经正宗》《易经求真》《易经解密》《小儿推拿》《肿瘤癌症的临床诊治》《针灸临床运用》等专著25部。第十代中医传承人、黔苗谷中医药研究院院长吴恒等。                 
      吴姓子孙不仅在祖国内陆迁徙,还远播国外。早期吴姓主要迁往邻国旳越南、日本、朝鲜,后来又陆续迁往南洋诸岛繁衍生息。吴人东渡日本是在公元前450年左右,吴国王室的一支演变成日本皇室是吴太伯的后裔。吴王寿梦四子季扎的五十世孙吴权于939年在越南称王,建立了越南历史上最早的王朝--吴朝,南越政权最后一位总统吴庭艳即吴权之后裔,在越南200多个姓氏中吴姓排名第六。东汉时吴风进入朝鲜,在朝鲜143个姓氏中吴姓排前20名。吴姓移名在美国旧金山、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韩国、新加坡、泰国、缅甸及欧美等地,吴姓子孙几乎已遍布全球。                 
      据《路史·国名纪》记载:华夏人文始祖轩辕黄帝的母亲,正是古代吴人的一位女姓名叫吴枢。《三国演义》吴国(孙权之母,亦称吴太夫人)孙坚二夫人吴国太。刘备四夫人、车骑将军吴懿之妹称吴夫人。历经六朝,辅佐四帝,宋高宗的皇后吴瑜,历史上称其为“宪圣慈烈皇后”她经历高、孝、光、宁四朝,在后位(含太后)长达五十五年,是中国历史上在后位最长的皇后之一。                
      当代吴姓政坛人物如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外交战线杰出的领导人,原外交部长、国务院副总理吴学谦,原全国人大委员长吴邦国。原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国务院副总理吴桂贤,美国“核弹女王”著名的物理学家吴健雄,原中纪委书记吴官正,台湾原国民党主席吴伯雄,台湾新党主席吴成典,台湾劳动党主席吴荣云,新加坡总理吴作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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