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张广守教授专题讲座有感
近日，应邀到渝州书院聆听了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导张广守教授以《持久抗战与重庆新兴现代工业的支撑作用》为题的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讲座，赶来参加活动的听众坐满了整个会议厅，张教授展示精心准备的课件，在连续两个小时的时间里站着讲授，用生动的语言娓娓道来，用三大部分内容，详尽地展现出这一宏大的历史主题，给听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浪花淘尽英雄,他首先结合重庆的历史时空背景，介绍了重庆成为长江上游、中国西部最大的工业中心的过程。当时的四川物产丰饶，是著名的“天府之国”，重庆地处长江、嘉陵江交汇之地，江河绵延、峡深湖险，自1891年开埠，即融入世界工业转型之中。1981年至1936年，重庆工业在风雨飘摇中艰难萌生和缓慢成长，出现了由手工业工场主、官绅、商人和留学生为代表的早期工业资本家，地僻山险、筚路蓝缕，张先生在其课件中多有述及。重庆工业的成长过程，恰如《重庆工业简史》（吴家农 马述林著）所言，“已经历了四次跳跃式发展。而前两次跳跃式发展，都与反抗侵略的战争相联，与国家安危有关。”由此，张教授特别阐述了重庆作为工业中心的主要特点。作为府县同治的历史名城，坚持长期抗战的陪都，长江上游、中国西部最大的工业中心，战时工业发展门类齐全，抗战后方厂矿企业5998家，重庆有1964家，占1/4以上。而当最发达的是兵工企业，财政支出占战时政府总支出的73%。鉴于重庆工业第一次跳跃式发展出现在抗战期间，张教授的讲座围绕“战时重庆工业发展的局限及其意义”分别进行了叙事展开。
全面抗战爆发后，沿海工业内迁，促进了重庆工业膨胀式发展，促重庆迅速成为战时大后方的工业中心。金陵、汉阳、巩县、广东、广西兵工厂奉命迁渝，集聚了全国主要兵器生产能力。到1945年抗战胜利时，重庆兵工厂占大后方总数的54.4%，拥有能工占大后方总数的72.7%，拥有的机器占大后方的67.2%，当时的生产能力，占总能力的90%以上。
讲座中提到的重点人物和事件1922年刘湘（1890-1938）入据重庆后，力图以重庆为基地统一全川，军政当局进行了一些基础工业建设，借助工商界力量，开展了电厂、水厂始建，投资兴建重庆电力炼钢厂、华联钢铁厂、四川水泥厂、武器修理所等。为抗战时期沿海工业西迁内地做了准备和铺垫。
在水运通航上，提到了最早实施宜渝通航的英商立德乐，他垄断经营了重庆猪鬃业长达十年以上。随后重庆巴县的民族资本家古氏家族几代经营，打破外商垄断局面，抗战前几乎将整个四川的猪鬃出口全部拿下。抗战胜利时，掌控了全国80%以上的猪鬃出口，古耕虞（1905-2000）由此也成了世界闻名的“猪鬃大王”。抗战期间古耕虞与周恩来领导的南方局多有联系，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土畜产出口公司经理。1979年邓小平在北京宴请中国工商界“五老”，古即名列其中。抗战期间，重庆的桐油、火柴、织布、煤炭等行业也得到了长足发展。在众多的实业家中，卢作孚（1893-1953）先生是最为熠熠生辉的。
1926年他创办民生公司并迅速发展壮大，兼并了千里川江上的所有中国轮船公司，收回了长江内河航运权。抗战全面爆发后，卢作孚以民生公司一家之力，
承担了国民政战略撤退的重任，向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抢运了大批工厂设备和战略物资，为抗战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毛泽东评价他是“……我们万万不可忘记的。”当天讲座的重点，主要还是集中在抗战期间重庆的兵嚣工业方面。抗战时期的重庆兵器工业“七七事变”全面抗战爆发后，当时国内主要兵工厂奉命内迁，迁到重庆的兵工厂与重庆原有工业基础结合后，形成了抗战时期中国兵器工业的生产中心。
截至1940年底内迁结束，国民政府兵工署直辖的独立兵工厂共有17家，其中重庆占到11家，另有四川1家、云南1家、贵州3家、湖南1家。其中最为著名的，当数李承干（1888-1959）任厂长的第21兵工厂。该厂由创建于清同治年间的金陵兵工厂，于1937年11月奉命西迁，1938年3月1日在重庆江北全部复工，赓即接收汉阳兵工厂制枪厂、第20兵轻机关枪厂、接收第40兵工厂为綦江分厂。1945年抗战胜利时，该厂有机器4744部，员工兵夫15701人。厂本部每月能生产步枪8千支，轻机枪250挺，重机枪500挺，82迫击炮220门，120迫击炮10门，各种炮弹7.3万发。綦江分厂每月能生产枪弹120万发，82迫击炮弹1万发。安宁分厂每月能生产82迫击炮弹4万发，甲雷0.4万枚。这在当时，已具备相当的规模化生产实力了。
据《重庆工业简史》记载，“第21兵工厂生产的各种武器，装备了各战区的中国军队，包括战斗在华北的八路年和大江南北的新四军，并受到了抗日将士的普遍欢迎，成为他们在战斗中英勇杀敌的利器。”在国共合作的抗战时期，如50军军长郭勋祺，就将大量的武器弹药提供给新四军陈毅所部。张教授提到：在1939年到1942年的三次长沙会战中，中国军队使用的步枪，捷克式轻机枪，马克沁重机枪以及迫击炮等，大多数是由重庆21兵工厂生产。第三次长沙会战时，布设于岳麓山上的中国军队炮群，对攻击长沙城的日军予以重大杀伤，对扭转战局起到了关键作用。大量事实反复证实，大工业的发展促进了社会的发展，近现代战争拼的是综合国力，而工业是进行现代战争最基本的物质依托，是取得战争胜利的坚实保证。
修学好古 实事求是 张教授在谈到战时重庆工业的局限性及其意义时，强调了当时中国相对弱小的民族工业，谈到总的来说工业企业设备陈旧，后方设备性能少有进步。但平心而论，这也应该客观地分不同时段区别看待，在防御和相持阶段确实是这样，但稍晚时期，事情就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如李承干领导下的21兵工厂在武器改良和新品种研制方面就取得了明显的成就。1943年10月正式定型的中正式步枪，次年投入量产，战场实践证明其质量明显优于汉阳式步枪，在穿透力上还强于日本的三八式步枪。1943年生产的改造型马克沁重机枪，其性能也明显高于原产品。1944年初，第21兵工厂建立重炮厂，开始研发120毫米口径重型迫击炮，最大射程达5000米，以其威力巨大、操作便捷而称之为“攻守战斗之利器”，并于试制成功后就赶送到抗日前线。再如21厂綦江分厂，早在1941年6月，就在县属张家坝第五工程处岩洞库房基础上加以扩建，共完成厂房185栋，洞中厂房8400余平米，地面厂房35500余平米，专造枪弹炮弹。“因机器甚新，历来出品尚能保持良好之标准”。1944年綦江分厂用9个月时间劈山修渠，完成了石龙溪水力发电工程，引进先进的发电机两座，建成投产后为适应生产提供了动力保证，分厂厂长孙学斌此举，受到李承干的高度赞许。重庆工业二次跳跃的“三线建设”时期，利用该厂址新建了国营双溪机械厂，为国防量产了优质重炮，在央视制作的《热血丰碑》《国家记忆》《山洞里的重炮厂》中均有明确的记载，再次绽放了重庆兵工的辉煌。也已载入到《重庆工业简史》之中，获作者赠书后，就相关内容进行了交流。
关于重庆抗战兵工代表性人物李承干，张教授称他是共产党员，可能是出自《红岩春秋》1990年第4期郑洪泉的《铸正义之剑的中将厂长李承干》一文，但作者后来已经做了更正。李承干在1952年填写的履历表中写到 “1951年6月，在南京……参加中国民主建国会，曾任中国民主建国会南京分会第一召集人”。1957年4月21日，任国家计量局局长的李承干在写给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的一封亲笔长信中，也有“……不要以为我年老又是党外分子而客气一些……”。时任中央统战部长的金城对李承干说“你不入党，在党外能起更好的作用”，表明了党对统战工作的正确态度。
李承干在第21兵工厂厂长任上，积极倡导开展文化活动。1939年3月，组织全厂在刘家台嘉陵江边进行了第一届田径运动会，从1942年开始，每年的9月9日举办全厂运动会，并把这一天定为工厂体育节。1939年，他邀请郭沫若创作了《第21工厂厂歌》，由贺绿汀谱曲，在长安厂一直传唱至今。
1940年9月18日，在江北五里店建立第21工厂技工学校，亲任校长，并请郭沫若作词，贺绿汀谱曲，创作了《第21兵工厂技工学校校歌》（现《重庆理工大学校歌》）。在2010年出版的《重庆理工大学校史》中，称李承干为首任校长，并称“1917年李承干回国后，努力献身于工业建设，以其卓著的业绩跻身于詹天佑、茅以升等著名工程师行业”，这也是恰如其分的评价。
重庆兵工的抗战叙事，原本就是一个宏大的历史题材，当时处于第二次国共合作、共御国难的特殊时期，在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南方局领导下，重庆兵工系统中曾湧现出了大量可歌可泣的人物和事件，但因时间久远等种种原因，很多内容都淡出了今天人们的视线。我认为，收集、整理和研究当时发生的重大问题是一件既有必要，又具有重大意义的工作。希望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能够让我们对“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产生更加深刻的认识，进而促起我们踔厉奋发、勇往直前的决心。（图文/钟传胜）作者系 重庆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 巴南区评协荣誉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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